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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曾是“礼仪之邦”,这大抵不错。钱穆先生曾说,中国的核心思想是“礼”。至于“仪”，看过古装戏，肯定印象深刻，且多半会想到“繁琐”；即便普通的进门，也是大有讲究的。或许是“三千年未有之变局”还没有结束，而今中国陷入诚信危机，假冒伪劣似乎永远打不完，坑蒙拐骗时不时见诸报端，贪污腐化更是忙坏了纪监部门。就是在以追求真理为职业的学术界，丑闻也一波接一波，抄袭，剽窃，造假，白面书生成黑脸盗贼了。

是什么使一个礼仪之邦陷入诚信危机呢？市场经济使然，个人主义使然，儒家文化使然，社会转型使然，抑或别的什么原因呢？

一谈起诚信，我们似乎都知道，不就讲诚守信不蒙人吗？但细究起来，我们似乎又迷糊。马克思说得好，理论只有彻底，才能够说服人。笔者觉得，要回答诚信的问题，必须真正辨明什么是诚信，从简单到复杂，这里有四点要明确。

第一点，诚信是关于人和人打交道的，鲁宾逊一个人在孤岛，无所谓诚信，只有出现第二个人与他打交道，才有鲁宾逊的诚信问题。

第二点，诚信是关于人和人长久交往的，如果人与人都只打一次交道，一锤子买卖，也不会存在诚信问题。比方说流寇，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，诚信压根不是问题。无论哪一个习俗，男女谈婚论嫁都有许多过程要走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一句话说完，因为婚嫁不是一锤子买卖。正因为诚信是关于长久交往的，所以诚信意味着承诺，意味着对未来的预期。一次性买卖因为无关未来，所以无关诚信。　　

第三点，长久交往不一定就产生诚信，它只是一个充分条件，诚信的产生还有赖于交往的记录、公开和评判乃至奖惩。虽多次交往，但交往没记录，没公开，没评判，没被奖惩，多次交往等效于一次性买卖，诚信无法产生。就像一个人如果没记性，他会被骗子一骗再骗一样，骗子也会对他一骗再骗一样。

这就是为什么历史问题极其重要，因为历史是关于交往的记录、公开和评判乃至奖惩的。眼下日本在亚洲外交中陷入尴尬，正因为日本现政府不能正确对待历史问题，右翼势力一直企图抹掉交往的记录，乃至否定历史的评判，为军国主义翻案。日本要真正建立诚信，历史的一页是永远也翻不过去的，一切有正义感的国家也都不应该允许日本把这一页轻轻地翻过去，因为这是人类诚信相处的需要。　　第四点，诚信只有在一定的人数边界内才可能产生，换句话说，诚信是有限人际圈内的诚信。如果人际圈无限大的话，在自利本性的驱动下，人容易流寇化，难以形成长久交往，更难以对交往进行记录、公开和评判，从而导致诚信的流产。中国老百姓有句话，叫“宁做治世犬，勿为乱世人”，道理正在这。社会一乱，长久交往无法形成，流寇自然就多，今天这里抢财劫色，明天换个地方装模作样做绅士，到头来普通百姓更遭罪。

第一点最基本，第二点最重要，第三点最关键，第四点画龙点睛，这就是诚信，总起来说，诚信就是人与人在一个有限圈内长久交往的最佳交道方式：在长久交往中，在一个有限人际圈内，谁讲诚守信，谁就获得最大化利益，谁就是最大赢家。原则上，诚信问题不是一个道德问题，而是一个利益算计和力量算计的问题。

现在回到具体的问题，儒家文化能否适用市场经济呢？我们常常低估古代人的智慧，高估现代人的聪明。事实上，儒家之所以为诚信大树特树，是从普遍人性出发的，也是经过算计的，也发现了诚信是长久交往的最佳方式，它并不是一句简单的道德口号，它适用于古代中国的自然经济，也适用于现代世界的市场经济。　　儒家虽大讲诚信，可礼仪之邦的国民实际上并不咋的，正如丁先生所提到的，马克斯·韦伯曾指出：“正如人们一再断言的那样，中国人在世界上是罕见的不诚实。”这并非对中国人的诽谤，费孝通先生也观察到并证实了这一点，他在《乡土中国》中指出：中国人见什么人，说什么话，“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”。 这是怎么回事呢？

这正是诚信的本来面目！诚信原本就不是永恒的，永恒的是人的利益。韦伯同时提到日本人比中国人讲诚信，可日本人对中国人讲诚信了吗？韦伯也可能认为欧洲人比中国人讲诚信，可欧洲人当年对其他各大洲的人比如美洲印第安人讲诚信了吗？诚信不是无缘无故讲的，这里有投入和收益的算计。就如毛主席曾讲到的，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。

这样讲,并不是为中国人辩护,而的确是因为国人一些被视为“丑陋”的地方，都反映着真实的人性和自然的人情。古代中国的诚信不仅不是普遍的，而且就是乡土的。由于农业文明下交通条件的限制，从前的中国人都生活在一个有限人际圈内，人与人都长久交往，诚信自然而然就产生了。“乡土诚信”是真实的，是自然的，它不是道德“乌托邦”。正因为这一点，古代中国靠最简单的国家机器成就了一个人口众多、幅员辽阔的礼仪之邦。

俱往矣，乡土诚信的适用条件已不复，现在的中国社会人际圈正不断增大，人口高度流动，交往高度复杂，而相应的交往记录管理却跟不上，力量制约却跟不上，奖惩分明却跟不上，于是人就流寇化，追求短期利益，不图长久交往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，不诚信自然盛行。更加之目前处于转型期，包括法律制度和政府体制在内的一些东西还没有定好型，也不利于形成长期博弈，从而不利于诚信的产生。这恐怕就是为什么中国社会陷入诚信危机的原因！

诚信是长久交往的最佳方式，也是最大的社会资源，我们必须重建诚信！儒家文化中有诚信重建的本，但在具体操作上，需要向西方学习一些东西，尤其是学习它们的交往记录管理、力量制约和奖惩分明——西方在诚信建构上的主要贡献和经验都在这些方面，当然，基督教的作用也不可或缺。比方说，美国人的身份信息管理就值得中国学习，交通违规、犯罪前科乃至银行借贷等交往信息都会记录在案，如影随形，从而产生强大的监督作用，效果正好比中国一句古话所说的：举头三尺有神明！

什么时候也让国人感觉到“举头三尺有神明”呢？如果我们还让国人觉得讲诚信只是个道德口号，即便是我们千呼万唤，乃至喊破嗓门，诚信也可能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，甚至放下琵琶，拉下面纱，再不诚信一把！